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邵嵩和张勇，通过在地面无人车野外感知决策及地面无人集群协同方面的创新实践成果，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这一案例标志着在研究生毕业环节，毕业论文不再是获得学位的唯一途径，硬核的实践成果同样可以获得认可。

近来，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相关文件，到《学位法》的明确规定，再到2026年毕业季多所高校的实际落地，越来越多的工程硕博士以技术创新、装备研发、行业改造、标准革新等实践成果顺利毕业，打破了“论文是学位申请的硬前提”这一传统观念。

针对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可能影响培养质量、成果认定流程与传统答辩的差异，以及该模式的推广前景等疑问，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以真实需求为导向，解决实践难题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张心阳，在广东信宜完成了涉及18个镇和2个街道办的调研，行程8万余公里，撰写了百万字调研报告，并全程参与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流域水环境智慧监管系统构建与工程应用实践成果”的开发。他表示，该项目让他直面真实的水环境、老百姓的实际需求。

张心阳将这套系统比作河流的“智慧大脑”。他解释说，过去的水环境治理往往是被动应对，污染一旦发生就难以追溯，各部门数据也无法互通。而通过整合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该系统实现了水质监测、污染溯源、预警预测及决策支持的一体化智能化监管，覆盖了从污染源到流域的整个链条。

另一位学生，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硕士生刘乐乐，则专注于解决企业实际痛点。针对污水厂提升泵能耗高、调度依赖人工经验的问题，他基于现有数字化平台数据，建立了能效模型和优化模型，通过可视化平台为运行人员提供调度建议。实践验证显示，该方案在单泵指导阶段平均节电4.80%，泵组协同优化阶段平均节电达11.50%，节能效果显著。

刘乐乐的导师、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郜玉楠指出，“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改革是对工程技术创新价值的重新认识。他强调，从实验室成果到工业化应用，需要克服材料稳定性、工艺可靠性、成本控制、安全环保等多重挑战，并整合产业链资源，应对现场突发状况，这往往比基础研究更具挑战性。

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徐高明教授认为，此项改革旨在打破以学术论文为唯一标准的评价模式，建立多元、开放、面向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评价体系。改革将评价中心从“知识生产”转向“问题解决”，推动高校从“学科逻辑”转向“需求逻辑”，从“为论文而研究”转向“为创新而实践”，以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现场评鉴，侧重工程判断与系统解决能力

在实践成果的认定流程上，郜玉楠介绍，与传统论文答辩类似，也包含开题、过程管理、成果鉴定和答辩等环节。首先，由校内外导师联合确定研究方案。其次，学校定期与企业沟通项目进展，评估学生贡献和问题解决情况。毕业前三个月，组织实践成果鉴定会，审核实践报告、产品、专利及应用情况，评审专家中企业代表占一半以上。最后，答辩环节重点展示成果的应用效果、运行数据及经济效益，专家围绕工程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提问。答辩委员会根据成果水平、贡献及表现投票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刘乐乐表示，与撰写传统论文相比，实践成果的研究周期更长，需要持续跟踪现场效果，并频繁与企业导师、工程师及运行人员沟通。他印象最深的是数据治理过程，面对海量数据，他通过与企业工程师的反复沟通和现场勘查，最终结合变量间的物理关系构建了数据治理方案。

张心阳认为，与写论文相比，实践成果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确定性”。他提到，论文研究路线相对可控，而实践成果则会受到天气、政策、人为等多种真实工程变量的影响。他举例说，其实验数据是在河流、管网以及暴雨夜中获取的。鉴定会现场，专家组并非仅在会议室审阅材料，而是实地考察了鉴江流域多个断面，观看了无人监测船演示，并考察了治理成效和平台运行情况，才进行质询评议。

张心阳回顾自身成长，认为实践成果的打磨锻炼了其工程思维、跨界沟通能力以及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他指出，以前只关注模型优化，现在能将技术嵌入整个治理体系，形成完整的工程闭环；需要与不同受众（政府官员、企业工程师、基层干部）用不同“语言”沟通；并且学会在混乱中寻找秩序。

徐高明总结，适合替代论文的实践成果应具备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和规范性。他认为，这类成果更能体现工程硕博士的工程判断力和系统解决能力，考核方式也更贴合其职业发展方向。

拓展实施，需明确标准、强化保障、深化合作

目前，通过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案例仍属少数。多位导师和专家坦言，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前提下拓展实施范围，仍面临观念转变难、校企协同难、认定标准难统一等挑战。

郜玉楠指出，观念上，“唯论文”思想根深蒂固，导师担心影响职称，学生担心认可度。校企合作方面，部分企业认为培养学生是高校的责任，在成果归属和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矛盾。标准统一上，工程领域门类繁多，实践成果形态各异，难以用统一的量化标准衡量，导致不同学校、专业之间认定标准不一。

徐高明建议，学校应建立灵活的成果认定机制，组建由校内导师、企业专家、行业代表构成的评审委员会，并完善成果存档、公开、追溯制度。企业应主动开放真实场景和工程数据，提供导师指导和试验条件。社会层面，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可将优秀实践成果纳入行业标准或推广目录，形成社会认可与激励机制。

专家们还提到，政府和第三方机构可在校企对接、平台共享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通过设立联合培养项目，整合了高校、企业和政府资源。广东信宜市政府、水务局、生态环境局提供的政务数据、部门配合及平台支持，也为刘乐乐和张心阳的成果得以实现提供了重要条件。

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表示，下一步应总结经验，完善流程细则，打造标杆案例，并广泛宣传，提高导师和企业工程师的共识，提升指导学生提炼成果的能力，形成良性循环。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连鹏认为，应在制度体系方面提供更多支持，鼓励学生将所学应用于广阔的实践场景，既可深耕实践，也可将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阶段性成果带回实验室，再进行转化应用。